無論是劉備，還是齊桓公、武則天，他們都沒有因為諸葛亮、寧戚、張嘉貞不太順從而棄之一邊，相反，正是從他們的不太順服中看到了他們閃光的另一面，并予以重用。這大概也是他們成為一代明君的重要原因吧。今天的領導者應該學習他們那種寬廣的胸懷，以事業(yè)興衰為重，將個人的所謂“尊嚴”、“面子”的私心置之度外。只有這樣，才能正確對待那些不太順從卻很有才華的人才。也只有這樣，領導者才能贏得真正的“尊嚴”。當然，對于恃才傲物者也應具體分析，如果是桀驁不馴，故弄玄虛，則應拒之門外；如果是居功自傲，目空一切，則應設法挫其傲氣，使之認識“天外有天”；如果是確有真才，甚至是高才，則應不計較其傲態(tài)，禮待有加，委以重任。

　　有這樣一個故事：一位先生教了兩個學生，一個他非常喜歡，另一個他非常厭惡。一天，兩個學生都拿著書本睡著了。先生朝著他自己厭惡的學生抽了一巴掌，教訓說：“看看你，一拿起書本就睡覺。你看看人家，睡著了還拿著書?！蓖瑯拥男袨榘l(fā)生在不同的人身上，先生竟然得出不同的結論，原因就在于他是憑感情用事，以個人好惡看待人。

　　在社會生活中，由于人們的思想、志趣、經歷、愛好、性格、心理迥然不同，勢必造成在人際關系中，有親疏遠近之分，好惡喜厭之別。但是，人才本身的才能和特點是客觀存在的，而不以領導者的感情因素為轉移。順我者，未必有才；逆我者，未必無才。因此，領導者在識才過程中，不能以感情用事，以個人好惡判斷人才好壞，而必須以理智戰(zhàn)勝感情，以原則抑制私情。這是領導者難以做到，但又必須做到的事情。

　　唐高宗時，大臣盧承慶專門負責對官員進行政績考核。被考核人中有一名糧草督運官，一次在運糧途中突遇暴風，糧食幾乎被吹光了。盧承慶便給這個運糧官以“監(jiān)運損糧考中下”的鑒定。誰知這位運糧官神態(tài)怡然，一副無所謂的樣子，腳步輕盈地出了官府。盧承慶見此認為這位運糧官有雅量，馬上將他召回，隨后將評語改為“非力所及考中中”?？墒?，這位運糧官仍然不喜不愧，也不感恩致謝。原來這位運糧官早先是糧庫的混混兒，對政績毫不在意，做事本來就松懈渙散，恰好糧草督辦缺一名主管，暫時讓他做了替補。沒想到盧承慶本人恰是感情用事之人，辦事、為官沒有原則，二人可謂“志趣、性格相投”。于是，盧承慶大筆一揮，又將評語改為“寵辱不驚考上上”。

　　盧公憑自己的觀感和情緒，便將一名官員的鑒定評語從六等擢升為一等，實可謂隨心所欲。這種融合個人愛憎好惡、感情用事的做法，根本不可能反映官員的真實政績，也失去了公正衡量官員的客觀標準，勢必產生“愛而不知其惡，憎而遂忘其善”的弊端。這樣，最容易出現吹牛拍馬者圍在領導者左右，專揀領導喜歡的事情、話語來迎合領導的趣味和喜好。久而久之，領導者就會憑自己的意志來識別人才，對他有好感的人便委以重任；而對與領導保持距離、印象不深的人，即使真有實才，恐怕也不會委以重任。所以說，偏愛偏惡對人的識別與任用是片面的，對國家、對事業(yè)將會帶來不良后果。